法国摄影师卡提耶-布列松镜头下的加缪。

加缪领取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

武杰

1960年，年仅47岁的阿尔贝·加缪因车祸离世，留给我们的是《局外人》《鼠疫》《西西佛斯》《反与正》等作品。还有那张由法国现代新闻摄影之父卡提耶-布列松拍摄的最著名的形象——加缪梳着一丝不苟的油头，身穿竖起衣领的大衣，叼着烟头侧过身来，带着似是而非的微笑，看着镜头，仿佛也看着这个荒诞的世界。

他是法国作家、剧作家、评论家、艺术家、记者……但是最著名的标签莫过于“荒诞哲学”。这位风华正茂的作家甚至连死亡都充满着荒诞和阴谋的味道。

离去，以一种荒诞的方式

1960年1月4日，阿尔贝·加缪搭乘出版商朋友米歇尔·伽利玛的汽车从位于卢尔马兰的家前往巴黎，那里是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安在乡村的家。一行人途经法国中部的维耶布乐万时发生车祸，汽车飞出路面，撞上路边大树，加缪当场殒命。

加缪的文字里有许多关于死亡的描述，但是他本人并非活在生与死边缘的人，他对于生活、生存充满着希望和热情。

加缪曾经抱怨过爱开快车的米歇尔·伽利玛：“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死于车祸更愚蠢的了。”一语成谶，命运之神无情地跟他开了个玩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年后，因车祸离世。

在事故现场，人们发现了加缪随身携带的黑色皮包，里面装着他的护照，日记，尼采的书《快乐的知识》，加了评注的《奥塞罗》，还有一本未完成的、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的手稿，就是后来由他的女儿整理出版的小说《第一个人》。许多人认为，这部他未能亲见出版的小说是他最好的作品。

加缪车祸身亡后，当时法国广播电台正在罢工，但罢工委员会立刻同意播放5分钟的哀乐以悼念加缪。

车祸发生在一条9米宽、3车道、空无一人、刚刚下过微雨的马路上，发生意外的几率很低。许多人显然无法接受这样一位处于创作生涯顶峰的文豪以这种方式匆忙离去。

不久之前，意大利作家乔万尼·卡泰利在其新书《加缪之死》中称：加缪之死绝非一般的车祸那么简单，而是苏联特工组织克格勃一手炮制的。早在2011年，卡泰利就在意大利《晚邮报》上提出了这一想法。

更早的质疑则是来自美国传记作家赫伯特·洛特曼，1978年，他在为加缪作的传记中写道：“事故似乎是由爆胎或车轴损坏引起的;专家们曾对车祸感到疑惑：当时行驶的道路有9米宽，车流量不是很大，而且，车子也没有用很快的速度在行驶。”

当然，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加缪的女儿凯瑟琳反对《加缪之死》的发行，并禁止出版社引用其父亲的作品。许多学者和专业人士也反对这一观点，甚至直指这是一场不负责任的商业炒作，书中的结论来自二手证据和作者的想象推理，不值得相信。

但是，这一观点还是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正如加缪的标签“荒诞”一样，人们希望赋予他无尽的光芒。

加缪曾经说，去世的作家作品经常会被高估，但他的作品或许并没有被高估。

1995年，法国BVA调查机构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在“20世纪作家中谁最让你心动”这类问题上，加缪拿到了4.5的高分。加缪的作品，迄今仍是伽利玛出版社的畅销书。

许多人认识加缪是从《局外人》这本书开始的，尽管距离首次出版已经过去近80年，但是在书店畅销区的显著位置，它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在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为加缪撰写的悼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当那扇门在他身后关上时，他已经在门的这边写出了与他一起生活过、对死亡有着共同的预感与憎恨的每一个艺术家所希望做到的事：我曾在世界上生活过。”

60年来，不断被人阅读、讨论、热爱的书籍就是加缪生活过的最好证明。然而活着的时候，加缪的人生并非如此的高光，贫穷、争议始终围绕着他。

贯穿一生贫穷与光明

2009年，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齐打算将加缪的遗体移至先贤祠，遭到加缪的儿子让·加缪的反对，指责其“利用和消费”加缪，遂作罢。让·加缪说：“父亲一生反对虚名，是不会同意住进先贤祠供人膜拜的。”比起在高台上受人瞻仰，不如“与人数最多的那些人在一起”。

在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之后，加缪在普罗旺斯的一个小村庄卢尔马兰买了一栋房子，终于可以不受干扰地安心写作了：“重新工作。《第一个人》的第一部分有进展。感谢这个地方，感谢它的孤独，感谢它的美。”

因为不爱虚名，所以加缪是孤独的，他在巴黎的知识分子中感到“浑身不自在”，因此始终与文学沙龙、文学名人、荣誉、勋章保持距离，对“很豪华的生活”感到“疏远”和“怜悯”。因而常被痛恨他的人贬低，孤独之时他对一个知己说：“但愿他们了解真正的我。”

真正的加缪从出生那一刻就注定了一生的窘蹙。

1913年11月7日，加缪出生在时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海外省的阿尔及利亚。出生不到一年，“一战”爆发，父亲应征入伍，不久就在马恩河战场上中弹身亡。父亲的过世让全家的生活陷入赤贫，母亲不得不带着年幼的加缪前往阿尔及尔郊区贫民窟贝尔库尔，与其严厉的外婆一起生活。在无水，无电，无卫生间且只有3个小房间的公寓里苦中作乐。

成年后的加缪后来回忆起童年的生活，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接近半个聋哑人的母亲还极力为孩子们营造更好的童年生活，让加缪的童年记忆不仅只有家徒四壁，也有阳光、沙滩、童年游戏、家庭出游日、爬山野餐和甜点等。

加缪坦然地面对贫穷，既没有局促不安也无嫉妒之心，这首先应归功于他的家庭、他童年的生活环境，他说：“免除嫉妒，我首先要归功于我的亲人，他们几乎什么都缺，却几乎什么也不羡慕。这个家庭甚至不识字，它以沉默、谨慎、自然而朴素的骄傲给了我最高的教诲，我毕生受用不尽……所谓的资产者的幸福使我厌倦，使我害怕。”

“贫穷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一种不幸：光明在其中撒播着它的财富，甚至我的反抗也被照亮了。”在加缪看来，这一切反而激发了他的才华：“我发现，一个穷孩子可以通过艺术表达自己和解放自己。”

属于加缪的艺术便是创作。

靠着几位学校老师的帮助，加缪得以完成基本学业，并逐渐走上以文字为生的道路。1933年，加缪考入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与古典文学，深入阅读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尔罗尤其是纪德的作品。

他的追求和表达开始通过笔端传达给更多的人。与他帅气不羁的外表不同，加缪心中充满着正义和关怀。加缪47年的短暂人生，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残酷的半个世纪，经历了一个由战争、屠戮、流亡、集中营组成的黑色时代。这其中他卷入最深并对他个人伤害最深的，无疑是阿尔及利亚战争。

加缪在1930年代为阿尔及利亚卡比利人贫苦生活撰写长篇系列纪实文稿，号召全社会改变对阿拉伯人的歧视性目光和掠夺性律法;他作为《战斗报》的编辑，在抵抗运动期间，加入了抵抗德国入侵的秘密组织，用纸和笔与纳粹进行长期的无形抗争;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不断奔波于地中海两岸，呼吁各方停止杀戮、进行和平对话。

以此同时，他用于洞察并彻悟现代社会中人类的荒诞与反抗的文学作品也从未停下脚步。

1937年，加缪的处女作《反与正》问世。1942年，《局外人》与《西西弗神话》先后出版，加缪一举成名。也是在那一年，29岁的加缪离开阿尔及利亚前往巴黎。

1950年代后期，加缪密集创作了一系列小说、戏剧、散文、政论。

1957年12月17日，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缪，因为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

加缪曾是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把《西西弗斯神话》《局外人》《卡利古拉》称作三部“荒诞”，《鼠疫》《反抗者》《卡利阿也夫》归为“反抗”一类。加缪对荒谬与反抗的思考与认识不仅是这些作品的主题，同时也贯穿了几乎他所有的创作和行动，在加缪身上，体现出“一个人，一个行动和一部作品的奇妙结合”。

阿尔及利亚少年从未离去

阿尔贝·加缪葬在法国的卢尔马兰。在一个小小的公墓里，一丛荒草下，有一方粗粝、没有打磨过的石头，上面刻着“阿尔贝·加缪1913-1960”的字样，没有纪念碑，甚至没有墓志铭。旁边是他妻子的墓，周围是一些当地普通居民的墓地。加缪在死后依旧做到了“与人数最多的那些人在一起”。

若加缪困在自己幼年的经历里，是一个纯粹的悲情主义者，恐怕今天也不会有如此的评价，但是他说：“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艺术评论家桑塔格曾在《加缪的日记》一文中说：“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加缪思想的可贵和深刻之处在于：他始终坚持对人的信念、对生活的热爱。他由衷地赞美这个世界和生命的美好，但是对于这个世界的阴暗面，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从不盲目乐观。他曾在一张标明1951年3月至1953年12月的纸上，列出他心爱的词：世界、痛苦、大地、母亲、人类、沙漠、荣誉、苦难、夏日、大海。

从文学起步伊始，加缪就把对“荒谬”的思考植入他的作品。生存荒诞、人的孤独、面临死亡、人与人的漠然关系……但是这个从阿尔及尔贫民区成长起来的精神斗士，一生都在关注世界的苦难，追求真理本身。面对世界的荒诞，他始终坚持对人的信念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在揭示世界荒诞的同时却并不因此而绝望和颓丧，而是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就像加缪所说，西西弗“离开山顶并渐渐深入诸神洞府的每个瞬间，他支配了自己的命运。他比他推动的巨石更加强大”。这也可以视为加缪本人的生存信念。

同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法国作家莫里亚克称赞加缪是年轻一代的良心，“这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是青年一代最崇拜的导师之一，他给年轻一代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他问心无愧”。

然而，对加缪的评价并非都是如此积极。1957年，加缪获得诺奖的时候比任何获奖者引起的争议都要多，他在法国左派和右派中都树立了敌人。尤其是他出版了《反抗者》之后，更是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萨特-加缪之争，昔日好友，最终决裂。

整个1950年代，加缪都处于孤独的边缘地位。《加缪传》的作者奥利维耶·托德曾经与萨特圈里的人往来甚密，他说加缪当时是被那些人排斥的。

专注战后欧洲历史研究的学者托尼·朱特曾经以加缪为参照来分析法国的政治传统：自由主义在法国生活里向来处于弱势地位，权利在法国总是以集体的、群众的面貌出现，因此，加缪始终格格不入，但无论荒谬与否，阿尔贝·加缪、雷蒙·阿隆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依旧存在。

加缪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获奖感言，或多或少解释了他对这一切的看法：今天的作家不应为制造历史的人服务，而要为承受历史的人服务……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强大到不负这一使命。但在作家漫长一生的境遇中，晦暗也好，腾达也好，在暴君的铁牢中也好，能自在发出声音时也好，只要他尽力做到为真理服务，为自由服务，他就能重新找回勃勃而富有生机的集体情感和支撑……无论我们每个人有怎样的弱点，作家职业的高贵永远植根在两种艰难的介入中：拒绝谎言，反抗逼迫。

一生未与加缪和解的萨特在悼文中深切的怀念这位故友：“他以他那执拗狭隘而又纯粹、严峻而又放荡的人道主义，同当代大量的丑行劣迹进行一场没有把握的战斗。”

“最优秀的人物总是先死，因为他知道自己要什么，死而无憾，这就是生活。”当加缪在《鼠疫》中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实践者。倏忽间，60年已过，我们依旧能从这位作家、艺术家、哲学家的作品和思想中汲取战胜荒诞的力量。

责编：高恒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