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玉醉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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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商帮是在大理地区在“马帮文明”上形成的，主要有喜洲商帮和鹤庆商帮。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大理商帮多经营茶叶、山货、药材、面纱、棉布、猪鬃……商号遍及海内外，贸易范围非常广泛。

在大理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却在祖国广阔的土地上创造出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商业奇迹，不得不提到“四大家”。“四大家”即严家、董家、杨家、尹家四大家族为首的商业纽带。

“四大家”的辉煌，都有着他们自己的独特性

大理地处西南边陲，而大理商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大理学院白族文化研究所张锡禄说过：“ 云南省整个近现代工业基础可以说是由白族商帮所奠定的。在昆明的纺纱厂、肥皂厂、电灯泡厂、电力、矿产、冶金，这些都是大理的人在那个地方做的。”

那么四大家族究竟做过哪些事呢？

1.善于变革的严家——喜洲商帮的旗舰“永昌祥”

永昌祥号是有白族严子珍创立的，在20世纪经历了严子珍、严燮成、严宝成、杨克成等主持，演变过程也极其复杂。

该商号生意做至海外，在缅甸瓦城设立分好，直接处理进出口贸易。在香港、上海也设立分号，分管进出口贸易。

滇缅公路开通后，在腊戌、仰光设立分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将生意重心迁往了印度。后来抗战胜利又恢复了缅甸等地的商号。共计有70余处设立分号，开办10个丝厂、员工3000余名。

永昌祥商号生意形式多样，主要是做进出口贸易，将国内的茶叶、猪鬃……销往国外，运送洋纱、洋布回来国内销售。有“川销滇茶、缅销川丝”之说。除了进出口贸易，还有大量的外汇买卖生意，与中外银行有密切往来，合伙操控黄金市场。

永昌祥严非常善于把握市场行情。严子珍的儿子严燮成曾告诫下属：“生意人本旨包络万象，贵在专营得利，则其精而就之，只要合乎时宜。”

正是这样的经营战略永昌祥生意不断变化扩充，品类繁多。

2.三落三起的董家——喜洲商帮巨无霸“锡庆祥”

锡庆祥是由董澄农先生开创的商号，经济势力仅次于严家。同样在国内外设立分号管理商贸往来。

比起锡庆祥的经济势力，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董澄农三落三起的人生。1916年董澄农于合伙人创立德润生，因为管理不善，1925年倒闭。1926年创立了万兴祥，因为攀附官僚，1928年倒闭了，还因此入狱。第三次创业却还是倒闭，最穷的时候连烧火的柴火都买不起。

1930年，董澄农的一个德国朋友介绍了旧砂矿中含钨最高，董澄农立刻前往当地苦心研究。将20吨个旧钨矿运往香港试销，获利丰厚。

董澄农从不放弃，最终获得了生意的成功，在昆明开办大小工厂十余家，像重工业方向发展，一跃成为了云南的大资本家之一。

锡庆祥商号的最大特点就是发展了民族工业，可以说正是因为他这样不怕苦、不怕失败、越挫越勇的精神换来的成功。

3.着眼长远的尹家——靠亲缘也靠自己的“复春和”

复春和商号由喜洲白族尹聘三创建于1925年，一开始经营茶叶、后来商业模式的多样化和严家非常相似。

毕竟，尹家与董家是有亲缘关系的。1937年，尹辅成的舅父董澄农资助了尹家10万元滇币。复春和成为了大理下关地区最大的商号。除了依靠亲缘，尹家用非常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商业资本。将商业资本转换成工业资本，在当地发展电力事业。这在当时是需要魄力与勇气的。

复春和与商帮同仁合资组建了喜洲的万花溪电站、投资下关玉龙电力公司。后来，万花溪电站的西门子电机曾有专门西门子公司前来购买，要作为他们的文物。当然这对于大理地区来说也有着独特的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尹家看待资本的眼光非常长远。

4.以小博大的杨家——用心经营，积累起来的“鸿兴源”

对比起前面三大家，杨家是经常被忽略的一家。杨家没有严家的资本与董家那样跌宕起伏的故事。杨鸿春原本是一家小商人，入股了永昌祥。后来从永昌祥之中脱离出来独自经营。

该商号的总部设立在昆明，先后在、下关、丽江、伤害、香港、加尔各答……设立商号分号。主要从事的是进出口贸易。与三大家不同，鸿兴源的壮大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商业机遇或是人生机遇。前期靠着最初入股了永昌祥赚取资金，后期靠着自己的诚信经营，成为了四大家之一。

“四大家”的辉煌，有着相似的共性

每个商帮的成功不可能一模一样的复制，每个人的成功也不可能完全复制。

但是在这成功背后却又有这相同的共性。抛开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地缘优势不说，究竟是什么让大理商帮迅速崛起和发展呢？

1.坚守诚信，艰苦创业，

严子珍早年过得是非常艰苦的，在生父去世后曾经在喜洲县城中买水补贴家用。后来随母嫁入严家，生计没了问题也一直帮助家里去集市卖香烟等物。成年后，靠着母亲借来的10两银子搞短途贩卖，虽然是小本经营，但每贩必赚。有经营才能，又能吃苦耐劳、诚实守信，马上严子珍积累了第一桶金。才得到继父的垂青，将永兴祥交给他打理。

董澄农同样在创业初期非常艰苦，但一直诚信经营。三次生意倒闭最困难的时候买不起柴火，将八仙桌、春凳劈成柴薪，解断炊之急，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依旧不欠款、不拖账。

2.亲缘为纽带，合作共赢

严子珍、杨鸿春与董澄农都是合资经营，合资经营对于一开始资金并不雄厚的人家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经营策略。

到了后期，“四大家”之间的亲缘关系密切。例如：严宝成父与杨润馨是兄妹，尹辅成是董澄农的外甥，严宝成和尹卓严是儿女亲家。

可以说，后来的喜洲商帮是以“四大家”为首的家族性利益集团。

2.把握时机，了解行情

“四大家”在各地设分号、庄号，各个分号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非常便于及时窥测市场需求，勤于把握商业行情，适时选择侵吞大量商品。

永昌祥创始人严子珍曾经留下了许多关于买卖的金句：“莫买当头涨，莫卖当头跌。”“人弃我取，人取我予。”

“四大家”正是凭借这样灵活的激动经营策略，避免了商品的挤压，周转了资金的同时能够赚取商品差额利润。不仅仅是在国内，在国外都是使用相应的策略。所以才会有“滇茶销川，川丝销缅”的经营策略。

3.走私囤奇，借助势力

1937年——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半个中国论与日寇铁蹄之下，大部分商家破产倒闭，只有喜洲商帮“审时度势”扩大经营。“四大家”的崛起关键在于当时的战争物资极度匮乏、货币贬值。

当时以龙云为首的官僚财团，例如：卢汉、卢崇仁等都以入股名义在永昌祥、锡庆祥拥有了数千两黄金的股份。

封建的商品经济和经营模式是封闭的，但是官僚资本以及吸收资本主义的势力让他变得复杂。例如董澄农经营的云南钨锑公司，最终成为了云南地方官僚财团合股组成。

“四大家”虽然创立过了短暂的辉煌，但最终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产物。在一个不健全的土地上滋养出的果实。最终因为本身带着的烙印，没有继续走向辉煌，而是走向了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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