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评价《三国演义》，其中有这么一句：“欲显刘备之长厚近似伪”（《中国小说史略》），这句话本来并不过分，因为《三国演义》的作者就是将刘备作为封建时代的“仁君”形象而加以塑造的，与历史上的枭雄刘备自然不可混为一谈。然而许多读书不细心的朋友人往往先入为主的以《演义》中的刘备形象代入历史上的刘备，最后得出诸如刘备“虚伪”、“沽名钓誉”等结论，这就混淆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本文拟从史实的角度，谈谈刘备的“仁义”。

刘备讲“信义”，最典型的表现是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刘备从樊城向江陵退却时：

“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馀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馀里，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先主传》）

当有人劝说他抛弃随行的民众而独自逃跑时，他却以“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断然加以拒绝。对此，东晋史学家习凿齿给予了高度评价：“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先主传》引裴注）

刘备讲“宽仁”，魏国的傅斡评价刘备，说他“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价他说：“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晋人张辅也说刘备“威而有恩，勇而有义，宽宏而有大略。”

——以上分别见《先主传》裴注引《傅子》、《先主传》陈寿评曰、《艺文类聚》卷22《人部·品藻》

有人认为，刘备所谓的“信义”、“宽仁”等是虚伪的。更有甚者，认为传统的仁、义、宽、信等道德观念都是虚伪的。其实，中国传统的“信义”、“宽仁”等道德观念，对于个人品德修养，对于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对于协调人际关系，不但在古代具有积极意义，即使在今天，其积极意义也不应完全抹杀。但是，社会道德不是万能的，这里面有两层含义：第一，道德不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第二，道德不能适用于一切社会问题。某些人嘲笑道德软弱者，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道德在某些问题上无能为力；某些人痛责道德虚伪者，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在某些问题上并没有遵循道德原则。其实，这些人正是犯了道德万能的错误。

刘备的“信义”、“宽仁”都是虚伪的吗？恐怕也不能这么认为。刘备任平原相时，“郡民刘平素轻先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先主传》）若没有平日真诚的宽仁表现，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刘备退往江陵时，后面有曹操的精骑紧追不舍，他宁可被曹操追上，也不愿抛弃追随他的百姓。像这样在生死关头表现出来的信义和宽仁，能说是“虚伪”吗？

那么，刘备是否应该在各类问题上都讲“信义”和“宽仁”呢？显然也不能这么要求。因为道德不能适用于一切社会问题。例如，军事斗争讲“诈”，不能言“信”；政治斗争讲“权”，不能言“义”，等等。原则上虽是如此，但在具体问题上区分哪个适用、哪个不适用就没那么简单了。

比方说，在对待益州问题上，刘备是应该接受法正等人的建议，乘刘璋邀请之机进占西川，还是恪守“信义”，坐守荆州？答案理所当然的是前者，因为进占益州是刘备集团的既定方针，这个目标的实现是迟早的事，至于用政治手段、还是军事手段，抑或两者并用，只是方法问题。尽管刘璋邀请刘备的态度是诚恳的、言词是热情的，但最终目的是让刘备为其占领汉中，防守北方，对抗曹操。刘备如果真的傻到恪守“信义”的地步，那就根本甭想做益州的主人，顶多是充当刘璋的炮灰。

又比如，刘备攻下涪城，心中十分高兴，遂大会诸将，饮酒作乐。席间，谓统曰：“今日之会，可谓乐矣。”

刘备拘泥于信义，几此丧失了速取益州的机会，庞统早就看在眼里，为使刘备早日摆脱信义宽仁等观念的束缚，庞统便接过话说：“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刘备正得意时，不由大怒，反驳说：“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卿言不当，宜速起出！”

庞统见状，只得退席。但刘备随即发现自己失态，不一会又将庞统请了回来。庞统回到座位，对刚才发生的事也不置可否，初不顾谢，饮食自若。刘备见状，问道：“向者之论，阿谁为失？”庞统则回答：“君臣俱失。”于是，先主大笑，宴乐如初。

“君臣俱失”，是说刘备和庞统都有过失。

庞统的过失是用“仁义”的标准衡量“伐人之国而以为欢”的行为；其实话虽出自庞统之口，意思却是刘备的，因为刘备在与刘璋争夺益州的斗争中，常常被信义所困扰。庞统否定了自己，也就否定了刘备 ，否定了“仁义”作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