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高考分数出来之后，各地的高考“状元”便会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状元”二字来源于古代的科举考试，但不同的是，科举时代的状元每三年才会出现一个。光绪三十四年的甲辰科取士大考，是废除科举制度前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刘春霖夺得殿试头名，他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即所谓“第一人中最后人。”

刘春霖(1872 1942)，字润琴，号石云，直隶肃宁人。在诗书画上均有极高的造诣，尤擅小楷，其小楷书法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书法界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之说。状元及第后，授翰林院修撰，旋被派往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深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回国，历任咨政院议员、直隶法政学校提调、北洋师范学校监督等职。1942年1月18日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享年70岁。

西智义胡同的大杂院

刘春霖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4年)中甲辰科状元后，科举取士制度遂被废除，刘春霖自然也就成了“末科状元”。刘春霖故居的确切地址在北京市西城区新文化街(石附马大街)以南的西智义胡同2号，此地旧称猪尾大坑，住在这里的文人嫌其不雅，故说起自己的住所都泛称石附马大街。同样的原因，后来这里改称智义伯胡同，再后来又改成了东智义胡同和西智义胡同。

刘春霖故居现为大杂院，旧貌已基本全无。原大门开在南侧，现改在西面小门。院内建满小房，蜿蜒简陋，只有中院正房依稀可见旧房廊子，正是状元当年的住房。多年前，刘春霖的后人曾专门来此回访，目睹现状，感慨万千。随着西智义的拆迁，现在胡同只剩下两三个双号门牌。

老胡同的老石刻

1904年7月，清政府依惯例举行了一次殿试，主考大臣经过认真挑选，把入选的试卷按名次排列，呈请慈禧太后“钦定”。当时内外交困，忧心忡忡的慈禧太后正准备做七十大寿，想从科举之中得到一点吉兆。她首先翻开主考官列为头名的试卷，字迹流利清秀，文词畅顺华丽，内心颇喜。但目光一投向落款时，一股阴云陡然升起。夺魁的举子是广东人朱汝珍，一见“珍”字便想起了珍妃，因为珍妃支持光绪皇帝改良，使慈禧太后一见“珍”字便肝火上升；又加上朱汝珍是广东人，想起太平天国洪秀全，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高举反清大旗的孙中山 这些大清朝的“首逆”都出自广东，于是将朱汝珍的试卷扔到一旁。

当慈禧翻开第二份试卷时，心头又不禁高兴起来。因为第二份试卷是直隶(今河北省)肃宁人刘春霖的，“春霖”二字含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这一年又逢大旱，急盼一场春雨。加之直隶地处京畿，“肃宁”又象征肃静安宁的太平景象，这对烽火四起、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自然是“吉祥”之兆。于是，大笔圈定，名列榜首，发榜时刘春霖由原来的第二名而成了头名状元，经过主考官的保奏，为照顾社会舆论，朱汝珍的名字虽然没有抹去，也只得屈居刘春霖之后了。

刘春霖这位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名状元，辛亥革命后一度隐居家中，继而出任袁世凯大总统府内史，从事些文字应酬；1917年12月，任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在徐世昌、曹锟当大总统期间，被授予总统府秘书帮办兼代秘书厅厅长。后又任直隶省教育厅厅长、直隶自治筹备处处长等。曾两次代表徐世昌到山东曲阜主持孔子大成节典礼，并因此名噪一时。

日军侵占北平后想找些名人出来撑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是刘春霖同科进士，又一同去日本留学，平素交往不错。1937年秋的一天。王揖唐西装革履，头戴日本军帽，带着贵重礼品，乘一辆锃亮的黑色轿车神气活现地去石驸马大街刘府请刘出山。

见到王揖唐头戴日本军帽，刘春霖心中已很不悦。王出任伪职，他已有耳闻。宾主坐定后，王揖唐双手一拱，直奔主题：“仁兄之品德、才华，胜弟十倍，望兄能为我维持政务，弟感三生有幸！”可还没等他说完，刘春霖便蓦地从藤椅中站起来，将一杯茶水泼在地上，痛斥王揖唐道：“君非昔日之君，臣非昔日之臣。我是决不会依附外国侵略者的。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请免开尊口！”王揖唐见状，只得灰溜溜地告退。亲朋好友得知此事后，劝他到南方躲避一下。刘春霖却沉痛地说：“躲到哪里去？南方的大片国土也沦陷了，总不能躲出国门、流浪到南洋去吧？我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土上！”

日伪当局恼羞成怒，第二天就派兵到刘春霖家，抄走了全部家具，还将刘春霖历年收藏的书画珍宝洗劫一空，并将其全家赶出家门。刘春霖愤愤地说：“宁作华丐，不当汉奸！”后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王揖唐方许其归家，允其以重金赎回书画，并发还了抄走的财物。（文 若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