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一波严重的传染病爆发，尤其是COVID-19大流行，对全球的生活和生计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2003 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冠状病毒爆发，2009 年猪流感大流行，2012 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毒爆发，2013-2016 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病流行和 2015 年寨卡病毒病流行，都导致了大量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同时出现跨境传播，感染了多个国家的人。

与此同时，过去几十年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人口和气候变化时代：自 2000 年以来，航空航班增加了一倍，自 2007 年以来，城市地区的人口比农村地区多，人口数量继续攀升，气候变化对社会的威胁不断升级。

尽管卫生设施的改善和卫生保健的获得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这些全球变化仍然增加了传染病爆发的风险。

01 人口变化对传染病的影响

一种新病原体要对人类构成威胁，首先必须与动物宿主发生接触；必须具有人传人的能力; 最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必须使病原体的地理范围扩大到溢出区以外。全球化对这些步骤中的每一步。

1. 人口迁移

随着人口迁移到新的地区，人类与野生动物水库之间的接触模式有所增加，人口增长和农业扩张，再加上房地产规模的扩大，导致动物栖息地的破坏。这与增加溢出潜力的行为同时发生，如食用野生肉类、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宿主之间的接触。

2. 人类行为活动

人类行为活动也会影响感染的模式，如入学率不仅影响儿童感染的传播，而且还会影响人类的流动性，因此，全球入学率的大幅增加有可能极大地改变许多感染的动态。

如果疾病感染特定年龄段人群，那么免疫和人口结构变化之间的交集可能特别明显: 出生率下降意味着易感人群和受感染人群的数量减少，从而降低了易感人群受感染的总体比率，从而增加了感染或患病的平均年龄。

相反，人口老龄化可能会有助于疾病传播，全球老龄化人口可能提供了更容易发生外溢的免疫环境，老年免疫功能下降和全球人口老龄化之间的交集可能会增加病原体出现的可能性。

3. 城市化

人口密集和高度联系的城市地区可致 COVID-19 和 SARS 等疾病快速传播，城市可以成为传染病迅速传播的催化剂。中低收入国家的快速城市化以及居住在拥挤、低质量住房中的人口增加，为传染病的出现创造了新的机会。

城市化促进了虫媒病毒疾病的出现和传播，如登革热、寨卡病毒和基孔肯雅热由适应城市地区的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传播。

接触人群对呼吸道病毒的易感性可能会受当地空气污染的影响，低收入社区和有色社区的空气污染情况更为严重，例如，研究发现，美国的非西班牙裔黑人和西班牙裔人群接触某些 PM2.5 成分的比例高于非西班牙裔白人人群，这些人群获得保健、治疗和资源的机会往往有限，导致这些地区呼吸道感染的高发病率。

另一方面，向城市迁移可能会获得更发达的治疗和保健。最大限度地降低传染性疾病风险，取决于向城市高危群体提供适当的保健，健全完善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体系。

02 气候变化对传染病的影响

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可以改变物种的活动范围和分布密度，导致物种之间新的相互作用，并增加人畜共患病出现的风险。

包括流感病毒在内的几种呼吸道病原体在温带气候中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在热带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全年持久性。全球变暖将导致热带地区的扩大，可能影响病原体的进化。接触人群对呼吸道病毒的易感性可能会受当地空气污染的影响，这是快速城市化地区的一个担忧，城市空气污染可能影响低收入社区和有色社区，导致该地区呼吸道感染的高发病率。

对于一些细菌性和真菌性疾病，气候变化可能会影响病原体的环境宿主。球孢子菌病 (谷热) 是由吸入球孢子菌的真菌孢子引起的，随着气候变化，具有真菌孢子生产最佳条件的地区扩大，其发病率预计将增加。

对于病媒传播的疾病，病媒和病原体的生物学特性可能对气候敏感。许多与传播相关的蚊子生命周期特征 (叮咬率、成虫寿命、种群大小和分布) 和病原体 (外部孵化率) 对温度敏感，产卵模式取决于水的可用性。

对于某些病媒传播的疾病，如寨卡病毒病，气候变化可能导致范围扩大。然而，对于疟疾等其他疾病，气候变化可能将感染的空间范围转移到高纬度地区。然而，人类干预的影响可能比这些当地条件的变化更为突出。

03 技术条件对传染病的影响

1. 全球旅行

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技术的发展使人和病原体的远距离流动更加迅速。国际旅行可将新的病媒引入具有环境适宜地区或将新的病原体引入本地，导致病媒传播疾病的全球传播。

另一方面，空中旅行可能使受感染的人类宿主与本地或入侵的病媒群体接触，形成本地传播。

同时，气候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更有助于病媒远距离传播，随着某些病媒物种环境适宜性的地点范围的改变，病原体成功地引入这些病媒群体的可能性变得更大；人口结构的变化 (例如城市化) 可能改变病媒繁殖环境的适宜性。

2. 全球贸易

国际贸易促进了宿主和病原体转移，可影响动植物传染病在全球扩散。在现代，运输速度的提高使得更多动植物和病原体得以长途运输，再加上全球范围贸易的加强，增加了远距离传播和疾病突发的可能。

同时，近代高密度、基因同源的大规模集约化动物养殖模式，有利于病原体出现和传播。

另一方面，传染病也影响贸易，给受影响的人口造成间接经济损失。应对动植物传染病的出现和传播，需要重新思考全球贸易和食用动物的养殖，由贸易驱动的动植物传染病所造成的经济和环境威胁正日益得到认识，近年来要求采取更严格控制措施的呼声越来越高。

3. 疫苗研发

随着疫苗开发，许多可接种疫苗的疾病发病率显著下降。然而，采用疫苗并不意味着立即消灭疾病，不完全的疫苗覆盖可能会增加人群的易感性，如果疾病再次出现，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疫情；例如，2018 年马达加斯加爆发麻疹，导致 10 万多例麻疹病例。通过血清学调查，改善对人口免疫状况的监测，有助于确定疫苗接种覆盖率的差距。

04 传染病的新时代

近几十年来，传染病的死亡率和发病率，特别是儿童死亡率的下降是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胜利之一。增加获得治疗保健的机会、改善卫生条件和开发疫苗是这一进展的核心驱动力。

尽管 21 世纪的医学进步促进了人口健康的进步，但健康保健、疫苗接种仍未广泛普及。提高中低收入国家的医疗保健，加强对传染病的监测，应成为应对病原体出现和传播的优先事项。

未来的工作需要更加明确人口、气候和技术因素的变化如何影响病原体出现、动态变化和全球传播。除了回溯性分析外，还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以应对可能的未来结果。需要更加关注目前农业扩张情况下，野生和家养动物种群中传播的病原体，以及由于气候变化正在进入人口稠密地区的外来入侵物种。

同时，需要利用新技术，包括数据收集和监控方面的进步，利用多重血清学方法来识别病原体出现的异常情况，整合多个监测平台 (从基因组到病例数据) 以更好地了解病原体传播。

最后，在一个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里，传染病的风险是全球化的。COVID-19 大流行，包括进化毒株在全球迅速传播，表明当前需要建立一个全球协作的传染病研究和控制框架。

文献来源：

Infectious disease in an era of global change.NATURE REVIEWS/Microbiology.https://doi.org/10.1038/ s41579-021-00639-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