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南方科技大学“明星学者”贺建奎

导读

2018年，贺建奎团队主导的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出现，引发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伦理的诸多争议。2019年12月，贺建奎因犯非法行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时至今日，他即将刑满释放（一说他已回归社会）。

在他出狱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邱仁宗研究员和华中科技大学雷瑞鹏教授在一份文件中首次讨论了如何管理基因编辑儿童的特殊情况，邱仁宗和雷瑞鹏是国内知名的生命科学伦理专家。他们在文件中指出，两位儿童需要特殊保护，并建议定期对这些儿童的基因组进行测序，以检查“异常情况”，包括在未来对她们的胚胎进行基因测试。

但也有很多学者担心，这种做法会导致对孩子进行不必要的监视，从而不利于他们成长和未来在社会立足。

贺建奎回归社会，这一举动可能会影响到关于保护基因编辑儿童的提案。更有人认为，他应该对基因编辑的孩子承担起责任。

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出现以前，贺建奎是知名学府的明星学者，“头顶光环、年轻有为”，身兼科学家和企业家身份。“如今这一切都化为乌有，该事件让他声名狼藉，最终招致恶果。

此事件以贺建奎判刑三年告一段落

2019年12月30日，“基因编辑婴儿”案的三位主要负责人，贺建奎、张仁礼、覃金洲等，因共同非法实施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和生殖医疗活动，构成非法行医罪，分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贺建奎被判刑三年。

在另一则通报中，新华社公布了广东省“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调查组对事件的初步调查结果：该事件系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为追逐个人名利，自筹资金，蓄意逃避监管，私自组织有关人员，实施国家明令禁止的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

2022年年初，贺建奎即将刑满释放（一说他已回归社会），基因编辑婴儿话题重新被热议。在很多学者看来，贺建奎应该为他进行了基因编辑的孩子承担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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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全球震惊的基因编辑事件

最近，《自然》杂志在采访邱仁宗、雷瑞鹏以及其他学者时，亦回顾了这一事件的发生过程。

2018年之初，贺建奎非法招募艾滋病病毒抗体男方阳性、女方阴性的夫妇参与试验，他修改了胚胎细胞中的基因CCR5，使得它们对艾滋病病毒产生抗性（理论上是这样），然后基因编辑过的胚胎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移植入人体内，先后诞生了三名基因编辑婴儿。

如今，这些孩子现在已经是蹒跚学步的幼儿，他们是已知的唯一拥有经过编辑的基因组的儿童。

然而，在生命科学伦理专家看来，即使基因编辑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谴责，仍有其他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有兴趣植入经过基因组编辑的胚胎，其中包括库拉科夫国家医学妇产科研究中心的分子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丹尼斯·雷布里科夫，他已经开发出一种编辑GJB2基因突变的技术——该基因突变常导致耳聋后果，但由于俄罗斯的失聪夫妇对基因编辑胚胎缺乏兴趣，他还没有植入一个基因编辑胚胎。

“我相信我们迟早会找到一对想要一个听力正常孩子的夫妇，”丹尼斯说，他计划在获得俄罗斯监管机构的许可植入胚胎之前，编辑并储存这些胚胎。

中国的这三个孩子“不会是最后一批”基因被编辑的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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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婴儿是否要“过多”的保护或监测？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邱仁宗和华中科技大学的雷瑞鹏在一份文件中首次讨论了如何管理基因编辑儿童的特殊情况，即定期对基因编辑婴儿进行基因测序，以评估基因编辑的程度及其对健康的潜在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邱仁宗研究员

华中科技大学的雷瑞鹏教授

邱仁宗表示，他们的建议也适用于未来的孩子。

但其他研究人员也表达了一些担忧，墨尔本人类学家埃本·柯克西不同意邱仁宗和雷瑞鹏提出的检测方案，他认为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基因组编辑对孩子造成了伤害，且“特殊保护也可能转化为更严格的监控。”

邱仁宗在《自然》这篇采访时认为，孩子不会受到影响，“这是我们的愿望，但谁能肯定呢？”

有专家担心，如果没有明确界定角色和责任，这份提案会导致未来的权力滥用，孩子们面临的主要风险是他们可能面临社会耻辱，“把他们交到少数精英手中只会加剧这种情况，而不是起到帮助作用”。

柯克西说，我们应该从路易斯·布朗（第一位试管婴儿）的故事中吸取教训。

1978年，路易斯·布朗成为第一个通过体外受精出生的人，这一过程在当时产生了巨大争议。

柯克西表示，“在她的一生中，她接受了各种各样的医学测试。” 布朗则描述了她在“正常生活”中的挣扎。

“从长远来看，对于这些孩子最重要的是如果他们真的成为像路易斯·布朗那样的公众人物，他们将如何努力成为正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