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意义上的西方，通常指以欧洲尤其是西欧为中心的国家，他们共同的特点在于以白人为主，信仰基督教。

西方国家历史悠久，其文化传统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以及后来的希腊文明，这一时期希腊半岛光辉璀璨、人才辈出，现代的奥林匹克就诞生于这段时间，西方神话的诸多神明也都被创造出来，更是涌现了荷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大批震铄古今的文化大师，正是他们，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

除此以外，诞生于两河流域的宗教文明也对西方世界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公元四世纪，基督教被罗马帝国皇帝定为国教，从此希腊文明被新兴的基督教文明取代，寿终正寝。

但希腊文明中崇尚科学、理性、自由的思想并没有就此消失，而是与新兴的文明融合起来，共同作用于社会发展。

罗马帝国分裂后，西方文明又在日耳曼王朝中生根发芽，尤其是西罗马教廷，在东罗马帝国破灭后俨然成为宗教中心，而西方世界，在经历中世纪的宗教黑暗后，破土而出，催生了近代的工业文明。

可以说，西方文明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内容之丰富、历史之悠久，都远远超过我们封闭保守的东方文明。

文明本无高下之分，也不具备人种和地域属性，争论孰是孰非没有意义。但西方文化却创造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东西，影响了此后几百年的人类命运，那便是--科学！

欧洲人发明了科学，这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看法，而科学的诞生，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怎么形容都不过分，没有科学阳光的照耀，我们今日依然生活在那个充满疾病灾荒的旧时代，为了一日三餐而发愁，不起眼的细菌感染就会夺去我们的生命，短短的路程就要消耗大量的时间，更不说在互联网上争论、谩骂。

科学虽然是欧洲人发明的，但从诞生之日起，就为人类所共有，这就好比是一层窗户纸，几千年来一直遮挡着我们的视线，西方人机缘巧合之下，捅破了她，让阳光照射进来，与其说大家崇拜西方文化，不如说大家更加推崇科学的精神，对发明科学的西方人感到好奇和感激罢了。

当然，西方人对世界的影响并非都是正面的，随着科技水平和国力的崛起，欧洲进入扩张和掠夺时代，在给落后地区送去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血与火。

但抛开其负面因素不说，其正面影响力是极其巨大和深远的。

首先是科技的推动。

我们今日使用的所有机械设备电子设备几乎全部都是西方人发明的，电视、洗衣机、电冰箱、汽车、轮船、飞机、电话、手机、电脑。。。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都离不开他们。

其次是社会文化的促进。

西方国家的强势崛起，不仅带动了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还深刻影响了其他国家的文化和社会管理，我们现在的婚姻制度、工作制度、教育制度、兵役制度、社会保险保障制度、政治制度等等，几乎都源于西方国家。

如果将西方文明的创造完全从我们身边剔除，会发现几乎寸步难行，生存自保都是问题。无论多么纯粹的民族主义者，都不会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说完西方，再来说说我们的东方文明！

东方文明历史悠久，在这就不自夸了，如果要抓住一根主线，首选自然是儒家思想。许多西方政治家把中国定义为儒教国家，认为中国虽然没有类似天主教一般的国家宗教，但儒家思想就可以看做是中国的宗教。

儒家思想算不算宗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在日慕乡关看来，儒家更像是一种伦理道德思想，与宗教存在一定的差异。费尔巴哈说过：如果没有死亡，宗教将不会诞生。可见宗教首先是建立在对生死未知的基础之上，而中国儒家文化中：子不语怪力乱神，早早与神秘主义划清界限，把礼法与道德置于最高地位，强行把儒家文明与宗教挂钩过于牵强。

但这种界定并不能掩盖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儒家文化无外乎三纲六纪，三纲即君臣、父子、夫妻，六纪即：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

无论三纲还是六纪，都是基于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衍生出来的社会制度，强调秩序和服从，排斥自由和创新，孟子说得好：无君无父，禽兽不如！

以此为起点，此后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国一直在原地踏步，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说法，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社会将永远在朝代更替中循环，永远也不会诞生科学。

这便是我们文明的可悲之处，一度创造出超越时代的繁荣，却在此后作茧自缚，将自己捆绑在政治秩序的小圈圈里，终老一生。

日慕乡关没有妄自菲薄的意思，秩序礼法也并非毫无益处，至少在科学诞生以前，可以最大限度的维护社会稳定，避免频繁的争斗和战乱，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自然灾害频繁而又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已经难能可贵。

但科学的阳光已经照射进来，就没有必要在揣着明白装糊涂，沉浸在古人成就的快感中不能自拔，把祖上曾经阔过当做不思进取的理由，甚至为了脆弱的自尊心，夸大自身的历史成就，以此作为排外的依据。

文明也好，文化也罢， 不过是人类社会基于自身需求的产物，充其量只不过是个工具，就像开车一般，有自动挡的就没有必要迷恋手动挡，能用全车影像，就没有必要花费大量时间练习看后视镜倒车。

再者说来，五千年的文明从来不是静止不变的，秦朝的时候写古篆，汉朝写隶书，南北朝后逐渐流行楷书，近代开始，逐步从软笔过渡到硬笔，如果要回归文明，哪个写法才是正统呢？

唐宪宗时期，诗人韩愈曾大声疾呼灭佛，其理由无外乎佛教是外来品，无君无父，影响我中华道统，“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就是这种心境，今时今日再看，悲情有余，智慧不足！

满清入关后，推行“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不少人基于民族气节，宁愿丢掉性命，也不屈服外辱，可三百年后，又有几人记得！

上世界九十年代，美国国际问题专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大行其道，尤其是他对冷战后国际关系的精准判断，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文明的发展脉络，在日慕乡关看来，这一立论夸大了文明的对立，将政治利益集团对文明的绑架与文明本身混淆，忽视了文明的发展和自我净化能力。

日慕乡关比较赞同费孝通先生“文明自觉”的说法，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既不应该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而是在了解自身文明优缺点的基础上，集思广益，改进创新，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在历史的变局中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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