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文_原野 书都

《汪曾祺小说集》

作者：汪曾祺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3月

定价：55.00元

冲淡的温白开水

大概是大学一年级时第一次正儿八经接触汪曾祺。

考学期间课本上出现过的，只让我知道这人爱写吃的，也只记住了咸鸭蛋和五彩绳。读了大学，连阅读也变得自由，又借着一直呆在学校图书馆勤工俭学的契机，顺道看了不少书。小说当然是最大体量的，年纪轻，别的看不出味道，常常是什么情节奇诡看什么，什么口味重看什么，像是吃着重油重盐的火锅，正在寻求更热辣的东西，就是这时候，碰上了汪曾祺。

第一次看汪曾祺，就是他的小说。那时候是个薄薄的册子，卷首他自己写着如何自选了这本集子，如何认为小说这种文体不该过于“小说”，应该尽可能地打破文体间的隔膜而创作了一种新的小说体——不那么刻意写情节，不那么大喜大悲大仇大恨，不那么重口味。清淡一些，平和一些。

对于重口饕餮如我的读者而言，他的小说不过是冲淡的温白开水。

然而还是读了下去。他的小说从来都是考验读者的敏感度，考验读者的感知力。如果你对生活的感情不那么浓，对日常生活的兴趣不那么大，甚至根本不关心日常生活，只喜欢宏大的叙事，喜欢跌宕起伏轰轰烈烈的情节，那你很大程度上会看不进去。

所以，我很理解不爱汪曾祺小说的读者。因为他的小说就是这样，不迎合，不刻意，不勉强，各自持有各自的小乐趣，如此正好。

胸中的种种不平皆能解开

汪曾祺的小说用今天的话说起来，第一大观感，可谓“淡定”。读完他写的故事了，总觉得胸中的种种不平，皆能解开。

淡是他传达出的味道，也是他看世事的方式。举个例子，《受戒》里，汪曾祺写了一个庵赵庄的荸荠庵里几个和尚的事儿。故事本身一点儿不复杂，但是却被他写得饶有兴味。

比如，这儿的和尚出家不叫出家，就叫当和尚；这儿的和尚还能正大光明娶老婆生孩子——小和尚明海的二师父仁海即是；和尚们有时还会唱唱黄色小调，打打牌，他们也和山下不当和尚的人一样骂脏话，这儿的和尚从不斋戒，吃肉也不瞒人，杀猪的时候比肉铺师傅还顺手，“仁渡一刀子下去，鲜红的猪血就带着很多沫子喷出来”……

汪曾祺写：“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这种描写放在当代，一定有不少人瞠目结舌，睥睨不齿，甚至还有可能翻着白眼儿说：你这还当什么和尚，出什么家啊？

但是汪曾祺笔下就是如此自然，当和尚跟卖席子的、弹棉花的、箍桶的，没啥区别。他说“有的地方出婊子，他（指明海）的家乡出和尚”，万事万物万象，不过如此。

如果你以为他这种淡定从容不过是出于自我标榜而故弄玄虚，那就错了。

汪曾祺的故事不着墨情节，却偏爱写人如何画画，怎么绣鞋，农活儿怎么做，野菜怎么挖……相比于那些大惊小怪的世俗怔讶，他不关心，也想不到。让他感兴趣去关注去写的，都是这些细细碎碎的小事儿，这也是他努力追求打破文体“隔阂”的法子。

《受戒》到底归在了小说，所以要硬说故事，可能就只有“受戒”这一个小片段可以说是核。明海九岁进了荸荠庵不是为了成佛修行，只是为了读书认字；到了年纪，小明海该受戒了。他的好朋友——荸荠庵隔壁家的二女儿小英子前往观看。小英子颇有沈从文《边城》里翠翠的神韵，然而更加活泼机灵。

在这个唯一可以成为“情节”的段落里，汪曾祺从一个小姑娘的视角出发，写那庙，庙里的水缸多么大，释迦牟尼在宝座上是什么样，佛前大桌上的珊瑚树、玉如意和绣得细细的花，一头牛那么大的红木鱼……一帧帧，画儿似的呈现给读者。

回程的水路，他们经过芦花荡，汪曾祺是这么写青梅竹马的两个小孩的：

小英子划了一气，说：“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小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读到这段，大概任谁都会心知肚明又忍俊不禁吧？

汪曾祺爱用也擅用这种“平常视角” 下的平常心，将世间什么贫富、阶级、职业、地位通通解构了，只剩下人，人的情感和自然，仿佛什么东西都通透明净，照耀在风景里。

在他的小说里，人只是人，做人该做的事儿，说人该说的话，走人该走的路。这儿没有浓烈的黑，没有二元对立的斗争，没有那些高谁一等的优越，没有那种低谁一等的卑贱，这就是他语言给人传达的安然自若。

即便是再冷再热，再焦躁再消沉，回到“人”的起始点，都能慢慢地打起精神，长舒一口气。

周作人在文学革命起始时呼吁的“人的文学”，在我心里，汪曾祺是写得最好的。

与其说是张力，不如说更多的是意趣

说汪曾祺没受沈从文影响，那是鬼扯。汪曾祺不少文章中都有老师沈从文作品的影子，比如对自然、质朴的着意，对人心、人性的好奇，两位都锲而不舍充满兴趣。

但是汪和沈又有着明眼人一下子就能分别出的不同：沈从文的文字里更多的是对人原始（野性？）生命的赞赏，他看不起城市病的娇弱，无病呻吟，对苍白无聊精致的人性多的是不屑。因此沈的作品里我们常常看到一种张力，横亘在不同的角色之中，他们由张力相互博弈，最终让朴素的“乡下人”和原始的人性获得胜利。

而汪却不然。他的作品与其说是张力，不如说更多的是意趣。比如《大淖记事》里他如何观察锡匠打锡，如何练拳，写挑夫怎么挑稻草，他写：大淖的媳妇儿不用娶，都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也不愁嫁，都是自己找人，总的来说，女人主动找男人，还会给男人钱花——倒贴。

有人说这儿风气不好，但是“到底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

故事写到第四部分，主人公才刚开始出现个名字。他不但不急于写故事，甚至读者会觉得“故事”只是他笔下的镶边画框，真正的画就是生活的细节，衣食住行，一个小地方的人怎么走，怎么活，话怎么说，饭怎么烧。

修壶的锡匠十一子，这时候遇到了养着一个残废爹的姑娘巧云。汪曾祺说，这是“像一片薄薄的云，飘过来，飘过去，下不成雨” 。

因为小锡匠家里要娶个老婆，巧云这儿却需要招个上门的女婿。

后来，刘号长侵犯了巧云，丢下十块钱，好在巧云这样的姑娘是明白的，只是觉得虽然姑娘们早晚要破身子，却给了这么一个渣子，太不值当，她索性和十一子好上。

但这事儿传到了刘号长的耳朵里，他心有不平，找了些人，去逼十一子离开大淖。十一子不肯，逼他说再也不去巧云家，他也沉默。最后小锡匠被毒打，差点儿死在庙里。

这时明澈澈的人心又被汪曾祺在不经意间写出来了：

小锡匠的叔叔说陈年尿桶里的尿碱能治病，于是逼十一子喝下去。巧云也赶来，在喂给十一子喝之前，自己竟也尝了一口。

像是小英子对明海说“你也不要当沙弥尾”一样，巧云下意识帮十一子尝了尿碱。是“不介意”十一子喝尿碱，又或者是想以后就算十一子不好意思提喝尿碱的事儿，但自己也喝过，不至于让眼前的男人难堪，又甚至是因为自己早就在心里和十一子是一整个儿的了？这其中的意趣，不是人人都可琢磨透、感觉到的。

而想到这些细细的情愫，在作品“道德警察”盛行的今天，和尚吃肉打牌娶老婆，巧云被侵犯后和十一子在一起等等这些，是不是都要被他们解读成“道德败坏”呢？

可我还是在想，只要还有一点点情感的共鸣力，真挚的感受力，对自然和质朴的追求，一定都会再次被汪曾祺的故事说服。

对“烟火气”的偏爱

说回这本书，书里的选篇在我看来真是精之又精。我最喜欢的几篇全部收录——《鸡鸭名家》《鸡毛》《晚饭花》《职业》《八千岁》《侯银匠》，以及最爱的《异秉》。

从小说名字就知道汪曾祺对“烟火气”的偏爱，对日常生活的关注。

不少人跟我聊汪曾祺的时候，总是说他身上有“士大夫”气，是文人名仕等等，我却不认为。汪曾祺确实颇受父亲生活方式的影响，他生长在江南，士大夫之家的生活习惯难免带着点儿，加上他从小饱读诗书，而父亲又极会生活——喝茶，下棋，养花，遛鸟，画画写字，古董文玩，无不讲究。他对生活的观察和热爱一定少不了父亲的熏陶。而另一方面，他又极爱市井的小人物，和契诃夫笔下灰色暗淡的小人物不同，东方的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总有些血肉，有着一双炯炯的眼，或者黑得发亮的脸，男人结结实实的肩膀，女人爽朗清脆的笑。

他故事里的人们，不说是藐视“规矩”，而是甚至听都没听过那些条条框框，即便听了也会很快忘记那些繁文缛节。

大家自由自在地活，有着真实的疼痛，有着真实的爱与愁，而那些情绪又是淡淡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好像《异秉》里天赋“异秉”生意极好的王二，在人人扒头去问有什么卤味诀窍之时，只想到了“大小解要分开”这么一个听起来不同于常人的“异秉”。

然而这不过是平凡如你我，在想也想不透、猜也猜不准的那些事儿面前，硬是给自己也给别人找的一个“原因”罢了。事实上，生活哪里靠什么异秉呢？

我一直喜欢这篇，他对平凡小人物的关注、猜度，甚至有着自我观照的成分，将“神性”或者说“神秘”解构，复原回实实在在、和吃喝拉撒相关的日子。既不故弄玄虚，也不大加嘲讽，这并不是什么“异秉”，只是普通的人们无法接受“无缘无故”，总是要找一个“安心”。

测验自己是不是已经变成了麻木的机器

这是我读汪曾祺的第七年，几乎每年都有那么几段时间，我会一遍遍翻出汪曾祺的小说来读。有时是为了测验自己是不是已经变成了麻木的机器，有时会用来鼓舞自己不要被眼前发生的事牵绊了情绪。

就好像他故事里的人，自有一种超脱小情绪纠缠的法子，又自有一股生命力和明白劲儿。

/End/

原文摘自《书都》2019年9月 总第26期

《书都》2019年9月 总第26期现已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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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书评 | 读汪曾祺的第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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