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的时局中，有四个人物深刻影响历史，遂有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说。这四大名臣有两种说法，一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一说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

无论哪种说法，人们总习惯将曾国藩排在首要的位置。这说明了大家对曾国藩其人的高度认可。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也不是天资聪慧之人，甚至相比于同时代大人物，有很多不足。但他还是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考科举，取秀才，中进士，入翰林，并由此步入仕途。曾国藩从翰林院检讨做起，一路沉浮，最后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其地位和荣誉在汉族官僚中几乎无人能及。

曾国藩身上的个人特质，赢得了很多人的认可。

曾国藩出仕后，做了很多大事，对晚清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笔者认为，影响最深的当属主办洋务。曾国藩是开明的地主阶级的代表，在他的带领下，我国第一艘轮船得以建造，第一所兵工学堂得以建立，第一批西方书籍得以翻译印刷，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得以成行。诸多第一的背后是其实是曾国藩主办洋务的不断探索。

曾国藩以老朽之躯，支撑大清国祚五十年。关于这一点，大家查阅资料便可知晓，我们不再多说。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人们推崇备至的人物，也有争议的一面，甚至有人还将他和“卖国贼”联系起来。

这和1870年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有关。

教案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这一年夏季，疫病流行，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中国儿童，因瘟疫大批死亡。教堂将夭折孩童尸骨简单葬于河东盐坨之地，尸骸暴露，惨不忍睹。人们看到后群情激奋，并将其和迷拐儿童事件联系起来。于是，“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晃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的流言不胫而走。接近着，民众便围攻教堂，反洋教情绪日益高涨。后来，天津静海知县刘杰理在协商处理这件事时，由于方法失当，激其民愤，民众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以及数十名名修女、神父、俄国侨民和中国教徒，当然育婴堂、领事署也遭遇人为纵火。

此事发生后，世界震惊，法国要求严惩凶手。朝廷中的官员大都态度比较强硬，直言不惜一战。然而，态度归态度。这件事牵涉到多个强国，棘手而又复杂。清政府考虑再三，还是让老成持重的曾国藩处理这件事。

当时的曾国藩“病尚未痊”，但还是临危受命，去了天津。在天津，一方面，曾国藩颁发《谕天津士民示》全力安抚民众。另一方面，在查明真相的基础上，最终答应了法国人提出的所有要求，一则向法国道歉，并赔偿损失46万两银子；二则处死和惩处带头闹市的一批人。

这个结果让舆论哗然，舆论所向，皆指曾国藩。事后，他自己在日记中写道“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可见，受到舆论压力之大。一年后，曾国藩在“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中离开了人世。

这个结果曾国藩或许早意料到，但面对复杂的国际关系，这个事情能否有更为合理的处置结果呢？千古完人曾国藩有此一遭，这应该是历史留给他的一个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