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我开始有意识地思考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其中的任务之一就是试图去解释，学问何以必须从怀疑出发？我们所面对的知识系统及其思想方法，为什么是值得怀疑而且必须怀疑的？以及我们怎样打破固有的思想体系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梏桎，而真正独立地去追求真知，达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远没有想清楚，更不可能说清楚，仅能结合我自己比较熟悉的历史研究这门“学问”，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我们面对的历史知识体系，大致可区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历史叙述和阐释。我们从中学乃至小学时代所学习、一直到读博士还要考的那些历史教科书，作为国家和党的政策方针依据的历史叙述与阐释，大抵都属于此类。这一类著作均先有一种历史预设，比如假定人类的发展遵从一种一致性的规律，必然会经过某些阶段（如五种社会形态演进）之类，然后选择、剪裁、整合相关历史资料，以论证其说。

二是作为知识基础与思想根基的历史知识体系，大多数专业的历史著述，从历史系学生必然会读的断代史、专门史著作，大部分学者的论著，到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历史上的史书，都包括在这里。它的思想方法，是相信历史文献中的记载，程度不同地反映了客观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分析，最终弄清历史的真相，并“总结”出某些规律性的认识，概括出对现在和未来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三是所谓“原始材料”，即档案、回忆录、书信、日记之类“当时”或“事后”留下来的记录，一般被认为是最可信靠的，是我们构建对历史认识的基础。

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显然不是严格的，特别是第一与第二个层面之间、第二与第三个层面之间，有很多交叠、模糊的部分。它仅仅是一种为思考方便而做的大致区分而已。

“原始材料”之不可尽信

上述三个层面上的“历史”的真实性及其意义都是值得怀疑而且必须怀疑的。我们先来看看似乎最不需要怀疑或者说最为可信的“原始材料”。

1.来源于“记忆”的原始材料

人类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人类有记忆。

由于对“记忆”的界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我们无法讨论哪些动物群体有记忆，以及有怎样的记忆，但可以基本肯定，大部分动物群体的记忆（如果有的话）是建立在重复经验基础上的，是不自觉或非主观的记忆。而人类的记忆则是自觉的、主动的记忆，因而也是有选择的记忆——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会时刻提醒自己带好证件，记住走过的路，这是典型的自觉而主动的记忆；我们当然不是也不可能记住周围所有的事物，也不是记住我们所说和听到的所有的话，而只是记住了那些对我们有意义或者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事项，这就是有选择的记忆。

因此，记忆是我们之所以会有历史的根源。换言之，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不是历史过程与历史事实本身，而是人类记忆中的历史过程与历史事实的相关素材。当然，这些记忆的素材所根据的乃是客观的历史过程与历史事实，但我们所面对的所有东西，不过是经过记忆选择过滤之后的那些素材罢了。用学理性的话表达就是：历史过程与历史事实的主观映象，而非其本身。

有一些文字记载的记忆是在事件发生时或者说是在历史过程之中留下来的。比如，我们一边劳动，一边歌唱，唱的就是劳动的感受，这些唱词被记录下来，就是“即时性的记忆”文字。我们在历史文献中，偶尔可以看到这种即时性的记忆文字，虽然它也是事后被整理出来并经过改造的，但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那种“即时性”的场景。《诗·大雅·生民篇》大约可以看作是欢庆丰收的节日庆典上所唱的颂歌。它首先叙述了后稷的传说和周室的建立，然后是关于那个祭典的描述：

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

我们试着翻译一下这段诗：

怎样来祭祀我们的祖先呢？有的人在舂谷，有的人在扬掉糠皮。有的人忙着用簸箕筛掉米头子，有的人在仔细地揉搓谷米。淘米的声音沙沙响，蒸米的热气呼呼升。另一群人围在一起，商量了半天，然后分头去采择香蒿和油脂。抓住一头公羊，拿它来先祭路神。

把火烧起来吧，火烧得越旺，来年的运道收成就会越好。把蒸好的米饭、大肉、油脂盛在木盆瓦罐里，盛得满满的。香气升起来了，上帝天神安详地享受着这种香气。那些馨香的气味真是恰到好处啊。

自从后稷创造了祭祀的仪式，一直到今天，我们再也没有遭遇灾难。

可以相信，这一段文字，最初很可能就是祭祀（“尝”）的劳动号子——你甚至可以想象一群人在忙着祭祀（祭祀“诞我者”，也就是生育我的祖先），不同的人在做不同的活计，高声地嚷着，欢快地大笑着，有一个人，可能是巫，就唱起歌来。这首歌先是被口口相传，代代相承，后来被形诸文字，并加以整理，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这篇《生民》。

我们今天面对的诸多历史文献中，相当部分的书信、诗作等文学作品、部分文书，都可能是“即时性记忆”留下来的文字。我们写一封信，在写信的同时，就留下了这个足供记忆的凭据，是典型的即时性记忆。不少思想性与情感性的作品，也是在撰写的同时成立的——那种情感，在被书写时，才真正地突显出来，而在被书写之前，它可能是朦胧的；同样，某些思想，在书写的过程中才得到论证并清晰或体系化，而在此之前，它可能只是一些想法、念头，即思想的火花。官府的一些制度性文书，如户籍簿、过关文书、讼诉文书，也是在其制作过程中成立的，所以，我也把它们归入“即时性记忆”的类别里。

显然，即便是“即时性”的记忆，当它被表达出来时，也是一个“制造”的过程。这个制造的过程，不仅是指某一事项从外界进入我们的头脑，在头脑中形成一种框架性的观念，然后再以话语（包括肢体性语言等）、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个将事项映象化、观念化并表达出来的过程，还指某些“记忆”并没有具体的事项或映象做基础，它可能完全是被“创造”出来的，即是从“无”中生“有”的。比如：我们可能并没有某个想法或者观念，但在某种场境下，我们完全不自觉地表达出那种想法或观念，完全无意识地，以为这种想法或观念是我们本来就具有的。我们在生活中，会出于各种原因，随机地说一些谎言，善意的或不善意的，有功利心的或无功利心的，这些谎言，就是一种制造出来的“即时性记忆”。我们大概都会不同程度地说过这种谎话，也都有经验与教训：说了一句谎话，就要有一大堆的谎话来完善它，从而形成一个“谎言系统”。而我们常常“记不住”自己说过的谎话，所以下次要圆谎时往往不能自圆其说。质言之：制造出来的“即时性记忆”在本质上是一种“假记忆”，这不仅因为它没有具体的事项或事实做基础，更因为它往往“记不住”。

但是，这种“假记忆”却也是构成我们今天面对的“历史叙述”的来源之一，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历史叙述本源中充满了这种“假记忆”。今天，我们中间的绝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都在“制造”这种“假记忆”。甚至在表达感情时，那些山盟海誓，也是“制造”出来的“假记忆”。我无须再去列举更多的例证，包括文书、统计资料、档案，乃至极度私密化的书信，其中同样充斥着谎言。当这些谎言被以文字、图像等形式记录下来，它就成为历史叙述的一种来源。

如果我们充分地意识到自己也在参与制造“假记忆”，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的那些“假话”可能会被未来的历史学家作为“原始证据”来采用，你又怎么会相信曾被告知是“客观事实”的历史过程和文化传统？如果你清醒地意识到恋爱时的山盟海誓说出来就是为了违背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大海不会枯竭，高山也不会平夷，那些海枯石烂的话，说了不过就是骗人的），你又怎么会相信那些你触摸不到的诺言和对美好世界的描绘？如果你自己不能区分自己的“记忆”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假记忆”，又如何可能辨别这个世界的“真”与“假”？

2.来源于“回忆”的原始材料

更多的记忆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或者说是过程之外，通过回忆而得到梳理、记录下来的。我们很多人有写日记的习惯。夜深人静，一灯如豆，我们坐在窗边，或趴在床头，回想这一天的事情，某些场景会历历在目，这就是“回忆”的过程。回忆是对记忆的唤醒，显然，被唤醒的不会是全部记忆，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中间已经有一个过滤与筛选的过程。我们把那些经过筛选的事件或场景形诸笔端（对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是敲击键盘），加上自己的感受或思考，这就是我们的日记。同样的，我们不会把我们认为可能有意义的每一件事情、场景、想法都记录下来。换言之，在我们撰写日记的过程中，又有一个筛选的过程（在这里，我们还不去考虑那种写给别人看的日记，那是一种“历史编纂”，而不是回忆了）。

当我们年龄越来越大，我们开始回忆那些越来越远的岁月。在我这个年龄，我越来越多地回想起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和青春岁月，不用说，在我的回忆中，过滤掉了诸多艰苦、困顿乃至被欺凌、被侮辱的情节，以及那些悲伤、孤独、无助的情感体验，还有诸多少不更事的失误与歧路，留下的主要是成功、荣耀、得意（虽然很少）以及温馨的亲情、友谊，如画般的场景，弦歌一样的岁月。如果把它们写下来，我相信会是一幅美得让人心悸的白描山水。不幸的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时刻在提醒自己，这个美丽的图画仅仅是梦中的幻相。

我们把回忆“述说”出来或记录下来，天长日久，当后人“回忆”起我们的这些回忆时，它就成了史料。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历史文献中有关历史事件与事实的大部分记载，都来源于回忆，当然不是一个人的回忆，而是群体的回忆，是后人回忆起这些回忆时，将之加以剪裁、整理而形成的记录。

我们来看《左传》中一段著名的记载，即“曹刿论战”。《左传》庄公十年（齐桓公二年，公元前684年），齐、鲁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事，长勺之战。经文云：“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传曰：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这段记载，我们都耳熟能详，它涉及长勺之战的三个环节：战前策划，战斗过程与战后总结，其描述惟妙惟肖，读之如临其境，自来被视为史家叙述之典范。那么，这段文字从何而来呢？

这段文字特别突出了曹刿的作用。的确，曹刿其人可能在此次战役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但是，你可以想象吗？战前鲁庄公未与其大臣商议，也未作详密的布置，而只是与一个陌生的乡下人（非肉食者）曹刿商议，即作出“战”的决定；在战事过程中，这个只是“与从”的曹刿竟可以决定进军与否，他的身份是什么？战后论功行赏，亦不见其他将帅。这些疑点，使我们相信，这段记载，最大的可能，乃是来自曹刿本人的回忆，是他自己讲的，为后人所传说，并最后被史官记录下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其战前的议论、战事中的作用，就是他的言说而已，是经过过滤、筛选的回忆。

我们今天读到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事件过程的大多数记载，我相信都是出于事后的“回忆”，而不是“即时性记忆”，即便史官或其他记述人就在事件发生的现场，或本身就是事件参与者，他也很少有可能在当时即记录下来，因为事件在发生过程中，其实是没有任何头绪的，事件中人，很难看清其发展的过程与方向，所以也很难记录下来。事后回忆——且不论回忆距事件发生的时间长短——事件的发生过程，加以梳理、过滤、筛选，然后按时间先后或因果关系，或其他逻辑，叙说或记录下来，或者经过一段时间的传说变异之后，再被记录下来，就成为我们今天读到的有关事件过程之记录的“原始史料”。将这些立基于“回忆”的原始史料按照“回忆者”分类，可以分成：事件亲历者的回忆，旁观者的回忆，闻听者对事件当事人或旁观者之回忆性叙说的回忆，以及书写人对诸种回忆性叙述的剪裁性回忆，等等，其史料价值，总的说来，是依次递减。就文献类别而言，大部分日记、行记、游记、回忆录，以及部分官方档案，如诉讼案卷中的口供材料，大抵都可以归入“回忆”性文献的类别。

显然，“回忆”有很大的欺骗性：它首先欺骗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回忆”是选择性的；其次，它欺骗别人，因为任何人的“回忆”都是主观的，带有自己的功利考量与好恶选择，也受制于自己的记忆力和“回忆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回忆”的意义，如果没有回忆，我们怎么会有“历史”？

然而，如果你不能反驳上述对“回忆”之形成及其本质的论述，你又如何能够让我相信：那些立基于带有很大欺骗性的“回忆”的历史叙述，是可信的呢？

3.来源于“追忆”的原始材料

在我们的回忆中，会有很多空缺，我们回忆不起来或者不愿想起。如果忠实于我们的回忆的话，应当把这些空缺留下来，所以就只能画一幅白描山水了，粗粗的几笔，很多事情，只能是略过。但有些关键的环节，对我们很重要，我们需要把那个故事讲全，并给它一个“意义”（重要性），我们就要有一个简单的叙述框架，把故事的不同部分加以调整、组合，然后把那些缺失的部分填补出来（我们强化或者挖掘出那部分回忆来），突出我们希望突出的那部分，最后形成一个有首有尾、有意义的故事。这就是“追忆”的过程。追忆是对回忆的强化性改写，是对故事的重构。

回忆与追忆的区别是微妙的。我引用宇文所安曾经讨论过的一首诗，来讲这个问题（宇文用它来讲往事诗的魅力），那就是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宇文固执地追问：这首诗究竟有什么好呢？它的诗意在哪里？他有很好的阐释，可以去参看。我们仔细想这首诗，杜甫与李龟年，本来也许不算是好朋友的：当年，在岐王府与崔九（崔湜）的家里，两人在宴乐时是时常相见的，但那时，李龟年不过是一个乐工，虽然很优秀，总不过是一个伶人罢了。宴乐时及其之后的那些夜晚，杜甫并未觉得李龟年和他的音乐有多少值得回忆的东西。当年的“寻常见”与“几度闻”又被忆起，是在乱离之后的江南了。落英缤纷，故人相见，执手唏嘘，共话开、天旧事，当年的“寻常见”与“几度闻”遂被赋予世事沧桑的时代内涵。这不仅仅是回忆，回忆只是重温当年相见时的情景，而追忆则赋予了当年的相见以“意义”——岐王宅里的相见与崔九堂前的乐声，代表着盛世的绝响；而江南的落花，则象征着乱离与悲凉。

因此，每一次追忆都是对回忆中的事件与过程的重新改写，通过追忆，不同的人完成了对同一个记忆或回忆的重新建构，并赋予其所追忆的对象以不同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关于祖先起源的追述，大都是建立在“追忆”基础之上的。我们看各种族谱，其关于族源的叙述，多追溯久远，特别于其始祖（或始迁祖）叙述甚详。可以相信，这些叙述都是后世“追忆”的结果，如果不加分析地信以为实，那就大错特错了。满族关于其族源的叙说，是追忆而不断加以建构的典型例证。姚大力先生在《“满洲”如何演变为民族》一文中对此作了充分论证，可以参看。他指出：明代女真人大部分来源于被金猛安谋克女真所疏离的边缘人群，金代女真的光荣与辉煌从来没有进入过他们的共同记忆。所以，当努尔哈赤初起之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部落与曾经建立过金帝国的女真人之间曾有过关系。因此，在努尔哈赤早中期，主要使用“诸申”这个词来指称与自己同类的诸部人群。在《旧满洲档》中所见关于满洲祖先最早的版本，是说：

吾之父祖世世代代生活于布库里山下的布勒霍里湖……布勒霍里湖有天女三人——曰恩库伦、哲库伦、佛库伦，前来沐浴。时有一鹊衔来朱果一，为三女中最小者佛库伦得之，含于口中吞下，遂有身孕，生布库里雍顺。其同族即满洲部是也。彼布勒霍里湖周百里，距黑龙江一百二十里至三十里。生吾等二祖后，由彼布勒霍里湖起行，住于撒哈连江之名为纳尔浑地方。

这时候的满洲，还没有想到要把自己与金女真联系起来。至努尔哈赤建国，以“金”为国号，看来已试图将自己与金女真联系起来。努尔哈赤的讨明檄文，明确使用“我本大金之裔”的表达。姚大力先生说：努尔哈赤之借重“金”这个符号的主要用意，是试图以之张大己方与外部三国——明、朝鲜、蒙古——交涉过程中的政治合法性，提升自己的政治身份与历史品格。但是，到了皇太极时代，政治需要又发生了变化：与蒙古各部的关系提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来，科尔沁、察哈尔诸蒙古部相继降附满洲，而面对蒙古各部，自称为大金后裔，就显得有些不妥，因为金女真亡于蒙古，而且金亡之后，女真曾隶于蒙古统治之下。这样，满洲就要重新“追忆”自己的祖源，大金后裔的说法不再被提起，而回到了上文所引那个最早的传说，并不断地加以充实、改写。满洲始祖的发祥地，由原先“距黑龙江一百二十至三十里”，变成了“长白山之东北”（向东南移动，因为要与蒙古拉开距离）；布库里雍顺建国的故事，变得更具体起来：他不再是朝向北面的撒哈连江迁徙，而是坐小舟向南顺流而下，到达长白山东南，并被当地的“三姓”奉为首领。最初版本的故事里完全没有提到长白山，而太祖实录的故事却是围绕长白山而展开的，并逐步把长白山神圣化。这些故事，到乾隆时代，又经过一次大的改写，这就是《满洲源流考》中所述说的满洲起源。

追忆，与回忆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一种主动的“回忆”，有着相当明确的“目的”，是有目标的回忆。所有的“回忆”都是围绕着那个目标而展开的。因此，追忆，是一种对过去的建构过程，它距离所谓“真实”更为遥远。

在这里，我尝试着从本源上“解构”所谓“原始材料”的“真实性”：记忆、回忆与追忆，无论哪一种，在本质上都是对历史过程、事件或事物映像的述说，是某个时代的一部分人，对自己所处时代、所生存之环境、所经历之事件、所听闻之事实的一种感知与记忆，它们不是客观的历史过程与历史事实。我们通过这些史料，所可窥知者，首先是那些人的感知与认识，然后，凭借我们的辨析能力与想象力，或许可以触及某些客观的历史过程与事实，但当我们将我们的感知与认识撰写成文，所反映者也只是我们的认知，而绝不是所谓客观的历史过程与事实。

“历史著述”之值得怀疑

如果我们承认上面所说“原始材料”之不可尽信，那么，历史著述之值得怀疑，其实已经不太需要论证了，因为据说（虽然我并不完全相信），历史著述大多是以原始材料为根据的。

但是，我还是需要再进一步辨析历史著述的不可信靠和值得怀疑。首先，在历史学家从事历史撰述和研究时，有时（甚至会时常）增加一些东西，梁任公把它称作“增益”。这些增益的内容并不来源于“原始材料”，即并不以上面我所说的记忆、回忆和追忆为基础，而完全是“制造”出来的。

还记得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开始读《史记》，读到《高祖本纪》记刘邦母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暝，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太祖”，心中颇有疑惑。又读其醉斩白蛇，且有老妪夜哭，更疑之。其时刘邦不过是一个小吏，其事后何由知之？盖假造以蛊惑人心也。我们读历朝开国皇帝乃至其他大人物的传记，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我们都不能不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样的故事显然不可能来自真实的记忆，我想刘邦自己吹牛可能还不至于这么胆大，只能是他周围的人假造的，史家编撰史书时又将这种假造的故事写进去了。幸好不太有人相信。但那些大人物年少时神话般的故事还有很多，有时候也还不至于编得这样不好，于是就迷惑了很多人。

历史著述中最多而且也是最难理清的“增益”，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造神运动”而在本来比较简单的历史事件、人物或其思想身上堆积了越来越厚的粉彩，这些粉彩一层层地累积起来，遮盖了历史的真相，并且形成了更为庞大的历史叙述与阐释系统，常常使我们在读书时不知所云，无所适从。

讲到这个问题，当然不能不提到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顾先生对于古史最早的怀疑，“是由《尧典》中的古史事实与《诗经》中的古史观念相冲突而来”。他将《诗》《书》和《论语》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作比较，发现禹的传说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的传说到春秋末年才产生，这个古帝的传说越是后起，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禹又是晚辈了。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与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这个假设的意思是：战国、秦、汉以后的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是由先后的不同时代的神话一层一层累积起来的，不同的古帝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具体地说：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了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等。因此，他主张将古史的传说层层剥离，把每一件史实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研究其渐渐演进的过程。顾先生关于古史的许多具体论点，现在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但他的这种思想方法，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不仅古史如此。事实上，历史知识系统中相当大部分的“阐释”，特别是关于历史原因与意义的解释，很多都是“增益”上去的。以五四运动为例。在我们的心目中，五四运动的伟大及其划时代意义是无可怀疑的。但五四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并没有太多的伟大感，也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在从事一项将改变历史的伟大事业。舒衡哲在《五四运动新探》中指出：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为数不多的一批知识分子为唤醒自我而进行的一场软弱无力且混乱不堪的运动”。随着五四运动成为一个伟大的事件，围绕着它无数的人写下无数的文章与著作，其中有多少是五四运动的“本事”，有多少是后人为适应某种需要而加上去的？我想，可以直白地说：增益的部分，要多于属于其“本事”的部分。而且，也如古史系统的层累一样，对同一历史事件、事实或过程的阐释，也是越晚出的阐释（或者说越“新”的阐释）越居于历史知识体系的最上层，并广为传播，成为构成大众历史知识体系的最主要部分。

其次，历史学这门学问，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最大特征之一，乃是我们知道“结果”，那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界。历史学家们知道“结果”，是从“结果”出发，去探究形成这个结果的“过程”，分析其“原因”，赋予其“意义”。一个历史学家撰写一个朝代的历史，这个朝代已经灭亡了，所以他自然而然地、轻而易举地将它划分为“兴起、鼎盛与衰落”三个时期，然后具体落实到时段上，并分析每个时期的特征及其原因。显然，你很难相信一个生活在乾隆时代的人，知道自己正处在大清盛世，过些年，清朝就要走下坡路了。这种在知道“结果”的前提下，构建出来的叙述框架或者结构，是历史学家加于历史过程之上的，但历史的结果却并不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唯一的可能，而只是诸多可能性的一个而已。因为知道“结果”，从而使历史学家可以将前后发生的一些在当时看来也许并不相关的事件联系起来，并赋予在事件发生的当时并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可能为事件的参与者所知的意义。

不仅如此。所有的历史著作（即使是其中最出色的那些）也都是对过去的高度简化与浓缩，而不是对所有历史现象、事件、人物及其思想的重现。实际上，“按原样恢复历史”是不可能的。当我们谈论历史时，更多的时候并不是指实际发生的事情，也不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宇宙乱象，而是经过整理后写进书中去的历史，是历史学家对时空和人物的观察与叙述。任何历史著作都是对过去的一种叙述与解释，而事实是错综复杂的。换言之，历史过程是凌乱、复杂和不明晰的，而历史著作则是把杂乱无章的历史过程条理化和明晰化了。以义和团运动为例，我们知道，一个人参加义和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饥饿、仇恨外国人、复仇、不参加会给家人带来不幸等，研究义和团运动就是要在诸多的动机中找出一些有意义的范式，把特别复杂和混乱的事件清楚而完整地描述出来，且能言之成理。这样，一个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者就要回答：义和团运动为什么会爆发？它怎样爆发的？它为什么失败？这样，历史学家们就写了很多书、文章。

最后，历史著述范式对历史事实与记载的改造，使历史著述对历史的叙述与阐释很可能程度不同地偏离了历史本身。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所谓“规范”，有的还称之为“家法”。任公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及清代正统派学风之特点，举出十点：

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

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文体贵朴实简絜，最忌“言有枝叶”。

这里虽然有十条之多，其要旨却只有一条：“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这一条，真可说是历史研究的根蒂所在，所以，有人说，历史学是一门讲究证据的学问，或者是以证据为基础的学问。看上去这里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在我们上面讲了那些原始材料之不足信之后，又有谁敢说那些证据就是那么可靠呢？孤证不为定说，诚然，所以历史研究就是要罗列尽可能多的证据，然而，这里的前提果真就没有问题吗？证据越多，就越真实？“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也是不错的，但谁又能确定一个汉代人的胡说八道，就一定比一个唐人的胡说八道更有道理呢？“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那么，如果公布证据或正解证据，是有害的，可怎么办呢？所以，历史研究的讲究证据，是有限度的，也可能不全是有道理的，它可能带来一些混乱，认为有证据就是可靠的、真实的，甚至是真理，就太过绝对了。

我来总结一下历史著述是怎样成立的。首先，历史学者知道历史的“结果”，即历史过程或事件的结果；历史学者根据这个结果，将历史过程划分出阶段，或将历史事件、人物区分出类别，即分类，形成一个大致的认知架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去读有关这个时代的历史著述，看人家怎么说的，形成一些总体认识，吸纳别人的长处，琢磨别人的短处或缺失，找到了这个短处，写论文，揭出来，找证据，立自己的“说”。把这个时代或事件中的几个大问题这样下了一通功夫，历史学者就形成了对这段历史的总体看法，再用这个总体看法，去整合那些原始材料和论点，就可以走第三步，写一部专著。如果读书时多背了些成语，下笔千言，文采斐然，这就有了“辞章”；再到西方人那里找点“理论”，“洋为中用”，于是就有了“义理”。考据、义理、辞章兼而有之，就很可能成为名著了。

（本文摘自鲁西奇著《谁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19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