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陶林

当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历史的时候，历史也会在我们面前呈现不同的面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把历史当成已然过去的整体；二是把历史看成具体而微的延续。如果我们把历史看成一个已经逝去的庞然大物，它只是一幕幕充满戏剧性的历史表象，离物理很近，离日常很远，离生活也很远；如果我们把历史看成是曾经无数个具体而微的生活的总和，是围绕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所构建起来的一个绵延不息的历程，那么它就会立刻变得活灵活现，充满了烟火气，可以触摸，可以感同身受。

历史作家杜君立的《新食货志》，就是从这一个个具体而微的“物历史”，来反观几千年人类文明史的随笔作品。在关注完改变人类那些重要的技术发明之后，他把关注的目光转向那些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东西，并用古典的“食货”来命名这种发现，有浓郁的新意和丰富的文趣。

《新食货志》，杜君立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9月版。

“食货”二字，在古典中国的语境之中，常常被视为“经济”的代名词。《尚书》中称“八政”之首要，第一就是“食”，第二就是“货”。在司马迁的《史记》中，用“平准”和“货殖”两篇讨论“食货”问题。“食货”的真正并用是在班固的《汉书·食货志》里。以后，历朝历代撰志，都有“食货志”。

《新食货志》用的是古名新传，是一本从日常和日用开始谈起的书。全书从东方的丝绸开始到东方的镖局结束，兜了一个漫长的大圈，来讲述我们的世界和世界的历史，是如何被很细微的商品所撬动的。相比较于浩浩荡荡的“大历史”，微观的“生活史”似乎并不那么“显耀”。不显耀并不代表不重要，相反它是文明交流、文化融合的巨大驱动力所系。　

东与西，在流动中实现平衡发展

交易是人类的本性之一，因为交换丰富了每一个人的日常，还把世界变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新大陆被发现之前，占主导的是同纬度间的物种大交换。欧亚非之间是一片完整而连绵的大陆。尽管有高山、高原、沙漠和戈壁阻隔，却绝对无法阻止人们跋涉千万里进行交易的热情。丝绸的发明和流行，为东西方交易架起第一座桥梁。丝绸的轻逸与光泽让富有或者掌握权力的上层人有了一种身份的区分感，这种来自东方的软黄金自然而然地成为全世界通行的奢侈品。因为丝绸的存在，才导致了“丝绸之路”的诞生。沿着这条“丝绸之路”，杜君立极富耐心地描绘了瓷器和茶叶的交易，以及它们对东西方世界的巨大影响。

在长达两千年的时光里，丝绸、瓷器和茶叶是东方中国输往西方世界的最重要商品。这三大宗商品，无一例外地搅动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也搅动了西方的社会构成。在西方历史上，丝绸和瓷器被视为重要的奢侈品，而茶叶则改变了西方人的饮食结构。基于这三种日用物，满足吃喝拉撒基本需求之外的享乐型消费，在西方充分发展了起来。因为在追求“人权的平等民主”同时，西方人孜孜以求的是“消费的民主”。有好东西，大家都能廉价地享受起来，这种欲望甚至比少数有钱人的资本扩张本身，更能刺激西方人对全球市场的渴望与开拓。

重商成为西方文化的主导，商人阶层、特别是从事跨洋贸易的商人阶层，替代封建领主和官吏阶层成为社会的主导。整个社会并不围绕几家王室的权力运转，而是所有人服务于面向东方的贸易。恰如杜君立所说，欧洲商人历经千辛万苦，将人们闻所未闻的商品带到世界各个角落，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享受到传说中的“奢侈品”。在那个最早的全球化时代，人们的物质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东方的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无求无欲于西方，一方面，是因为大一统的中国的确占据亚洲东部最广阔、也最适宜于农耕发展的一片土地，既地大，也物博，自给自足很充分；另一方面，强大的皇权专制体制不断汲取民众的消费能力，强烈地压抑着民众的消费欲望。但东方的中国并不是铁板一块，它迫切需要的东西也很多很重要，比方说白银。

在书中，杜君立把白银作为一种世界输入中国的奇特商品来观察。白银之于古典时代的中国人，简直就如老天赐给民众救兵，把一种可靠的、不受皇权政府力量左右的货币带入东土世界，以抗衡“大政府”动辄产生的滥发货币的冲动。

也因为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求无欲于西方，为了抗衡贸易的逆差，“鸦片”这种毒品被英国殖民者作为平衡收支的毒药，大量输入中国。众所周知，它对中国历史的巨大震动和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它依靠暴力，把一整套现代生产、生活和社会制度砸向了古老的东方文明。

新与旧，两个大陆间的物种交换

开放与全球化的交易，给世界各地带来很多问题，更带来勃勃的生机。因为西方人长盛不衰的直抵东方开展贸易的热情，在同纬度交换之外，引出了一个亚欧世界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意外，那就是对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西方人热爱独产自东方的香料，这种至今依然说不清、道不明的嗜好，让他们煞费苦心去东方寻找原产地供货。于是，作为这种经济动因的副产品，他们意外地找到了“新大陆”。

新大陆的发现，对于世界来说，既意味着“全球化”的最后一张拼图完成了拼接，也意味着新旧两个大陆将在碰撞中完成令人意想不到的化学变化。两个大陆的物种大交换，不仅仅是跨经纬度的交换，更是跨越物种进化树的交换。对于当时的世界来说，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等同于两个星球之间的交换。

这一次的物种大交换中，新大陆给旧大陆带来了梦寐以求的一切东西：除了广阔的殖民空间、生产基地和世界市场，还有作为流通货币的充裕的黄金和白银，作为救命食物的土豆、玉米、红薯，以及上瘾物品蔗糖、咖啡、可可和烟草。

原产于美洲的土豆，16世纪由哥伦布引进欧洲，很快便成为整个欧洲最普遍的粮食，进而传到明朝中国，促进欧亚人口大增长。图为凡·高画作《吃土豆的人》（1885）。

杜君立在书中富有激情和耐心地记录了这些不起眼的“食货”对旧大陆的改造，它们使得人类可以在更为贫瘠、更不适宜农耕的丘陵、山地、旱地生存，食物更为廉价和易于获得，粮食变多了，人口也随之增长。旧大陆的人口开始突破原有农作物的自然产量限制，实现了数量的大爆炸。那些增长出来的人口，学者们称之为“玉米人口”、“土豆人口”，作者则称之为“红薯人口”。对于这一进程的描述，出生于农村的杜君立写得极为细致入微，记录下大量翔实的数据和不同民族受之影响的生活变迁。

如果对照诸如北美洲的开发等“大历史事件”来综合考虑，能有一种无意中翻出历史“底牌”的豁然。土豆、玉米、红薯在今天被视为“粗粮”、“贱粮”，但它们的营养和能量含量一点不比传统的五谷低，从美洲、欧洲到亚洲，无数民族的兴衰，无数平民的人生从此和这些“鄙贱”的粮食联系在了一起。

工与农，大生产与大物流

丰裕的人口是自然赐给人类的最大财富，而绝不是什么负担。人口增加，意味着产生智慧头脑概率的增加，意味着劳动生产力的丰沛，意味着消费市场的扩大。短短百年的人口爆炸，就为全球工业化做好了充分铺垫，人类开始从完全“望天收”的贫困时代，向工业化迈进。

在作者看来，这种变化才是“食货志”交易最值得书写的部分，棉花、煤炭、橡胶、石油、股票纷纷登场。人们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科学化地从化石能源中获取能量，通过机器化大生产，在全球汲取各类原材料，制造出那些曾经无法想象的消费品，比如汽车。

工业革命书写着全新的历史传奇，也从“现代”意义上改变着我们的世界，重塑着我们的生活。反过来，工业革命也映照着传统国家和商业的野蛮、人们对于财富投机的贪婪。对自然和对民众无尽的求索，都能导致资源的枯竭和极度的恶化。食盐的垄断导致了王朝的反复，郁金香的投机带来了财富的幻灭，对鳕鱼、皮毛、鸟粪的涸泽而渔，则是一种无止尽的奢侈消费、不劳而获欲求的莫大讽刺。

现代工业的兴起，完全改变了既往的生活，也冲击改造了传统的商业。曾经，中国东南西北各个方向上活跃着侧重不同贸易的商帮，有承担丝绸之路贸易的陕商和晋商，有为皇权专卖服务的徽商，有打通西南贸易的马帮，有最早对接海外贸易的宁波帮和广州十三行。在前现代，它们创造了各自的传奇，也保守着各自的封闭。全球化的现代大生产造就了大物流、大商业，随着全球化的深入，那些浮现在中国历史背影当中的商帮慢慢开始走向衰弱。

《新食货志》并不是一本严整的经济史著作，却是一本特别好看的书。它最大的美妙，是让我们能够理解现在每一件日常的微物，其实都是人类历史数千年演进的结果，是无数人用生命留给世界的美妙遗产。

撰文丨陶林

编辑丨走走 杨雅冰 安也

校对：翟永军